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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海南后,苏东坡做的第一件事是……

文明海口 2018-12-05 21:58:08

  “到海南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确定墓地制作棺材。”这是距今921年,苏东坡由惠州贬往儋州,途经广州时,对长子苏迈所作的遗嘱。并吩咐子孙,他死后“葬于海外”,按其家风一切从简。当时将他一贬再贬的,是他的昔日好友、朝中掌权者章淳。章慑于宋朝“不杀文官”的制度,于是有意将他驱往“生不如死”的绝地,此遗嘱可以看出苏东坡是以抱死之心前往当时为蛮荒之地的海南的。由此,苏东坡一生的沉浮达到了命运的最低点,也开始承受精神上最为残酷的折磨。谪琼之途,成为他生离死别的痛心彻骨之旅,但迫害和打击带来的不幸与灾难中,更显出他为人处事的真性情,始终关注冷暖人间和热爱生活的本色。


话剧《苏东坡》剧照。章惇看望贬居黄州时的苏东坡,两人开怀畅饮。


广州诀别
子孙哭江边


  绍圣四年(1097年)4月19日,贬谪海南的苏轼(字东坡)乘船离开谪居了三年多的惠州,沿东江顺流而下,经博罗进广州。船泊广州东郊扶胥古镇(今广州黄埔区东圃)时,他与聚集到江边来送行的亲友诀别。子孙痛哭,一幕摧人断肠的情景,将被历史永远记录。


  生无还期,死有余责……而臣孤老无托,瘴疠交攻。子孙恸哭于江边,已为死别;魑魅逢迎于海外,宁许生还?念报德之何时,悼此心之永已。俯伏流涕,不知所云。臣无任。


  这是当年7月东坡到达贬地儋州,在给皇帝的《到昌化军谢表》中,描述的其全家人当时生离死别的场面。他称是沿着诸多鬼门而东移,浮着瘴气海岸而南迁,三次贬黜处置还有余罪,又跨万里独自流落,走上穷途末路,蒙恩而打发剩余的生命。死有余辜,叩头流涕,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
  在苏东坡类似的感谢皇恩的奏章中,写的最为沉痛的是这份谢表。此表名为感恩,实则诉苦。对于歌颂皇恩厚德怜其到儋州度余生,是身为罪臣上书谢恩的俗套,而他写到儿孙痛别和孤苦无依之感是最为真切,文字中也流露出自我悼伤和极为低沉的情绪。


  已是62岁老人,在当时已算高龄的苏东坡认为,此行后自己终生不能回中原了,逐把后事先安排妥当。在长子苏迈带着箪(盛饭用的圆形竹器)、符(道士所画的图形)、龠(管乐器,形状像笛)等送他到江边的头一天,他已异常冷静,并就个人后事向苏迈作了详细交待,还立下遗嘱,说死后葬在海南。他用佛家布施的观念规劝子孙们,说古时做父亲的都能把儿子施舍出去,那做儿子的为何不能施舍父亲呢?


  在辞别的当天,他给刚被弹劾不久的好友广州太守王古(字敏仲)写下一封信,也具体说到其后事安排,同样令人心碎,不忍卒读:


  某垂老投荒,无复生还之望,昨与长子迈诀,已处置后事矣。今到海南,首当作棺,次便作墓,乃留手疏与诸子,死则葬海外,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,父既可施之子,子独不可施之父乎?生不挈家,死不扶柩,此亦东坡之家风也。此外燕坐寂照而已。所云途中邂逅,意谓不如其已。所欲言者,岂有过此者乎?故覼缕此纸,以代面别。


  因燃眉之急是缺少路上的盘缠,一时之间不知如何筹措,苏东坡在收到诰命谪贬昌化军(今儋州)时,就写信给王古,请他帮忙叫税吏发给他近三年来按官阶应得的俸禄。谪官有点折支薄俸,朝廷共欠苏东坡两百贯当地的钱币,照京师币值算是一百五十贯,虽屡经申请,可分文未领到手。到博罗县,从来送的县令林抃口中,才知曾遵其建议设医院、赈济贫民的王古,已因“妄赈饥民”而遭免职降调。



  苏东坡是否领到钱,史上无记载。带着对王古被劾一事叹惋的心情,苏东坡一到广州后就与之作别,并且谢后即走,不敢久留。这也是担心见面会对王古不利。王古约在半道中再见一面,苏东坡认为不必,所以在行船离开广州之际,留下了替代见面的《与王敏仲书》。这是苏东坡作品中首次提及海南的文字,其当时的心情十分悲壮。


  苏东坡心想,一到海南,就先买好一口棺木,可他哪知,在当时称作“海外”的海南,还根本没有专门的棺材之物,当地人只是在长圆的干木上凿出臼穴,平常生活用就存放稻米,人死了就放尸体。周辉《清波杂志》谈到,人死,舁榇行葬,“无周身之具,用此殡殓”。《南海录》亦言:“南人送死者,无棺椁之具”。所以有人说,苏轼过海舟中,带有空棺一具。


重贬儋州
纵笔诗惹祸


  苏东坡根据政治形势,预感到会再遭贬谪,但对重贬的理由和花样,他没有料到,而且有点哭笑不得。


  年轻的哲宗赵煦,爱意气用事,还有个缺点是好色。章惇明白要挟持得住大权集于一身的君主,才能潜多政权,为所欲为,所以他充分利用皇帝的这些弱点,助一心想当皇后的刘婕妤被封为贤妃,由皇帝宠幸者成为专宠者,并以她为内应,从而巩固了自己宰相的政治地位。


  哲宗多年抱怨自己身为皇帝却没被宣仁太皇太后看重,更痛恨没把他放在眼里被宣仁起用的宰执大臣和元祐一朝。一旦亲政,反元祐的绍述政策经章惇等煽风点火后,就轻易产生了。此政策一出,元祐大臣中章惇最忌的三人——颇有声望和与皇帝关系近密的苏轼、有学问与气节的范祖禹、刚强敢言的刘安世,就遭殃了。


  绍圣三年(1096年)8月,章惇就对他的政敌们杀鸡儆猴,成功实施了一桩报复行动,以“构造诬谤罪”责授范祖禹、刘安世昭州别驾,分别在贺州和英州安置。绍圣四年2月,一批针对5人的谪命中,包括前任首相吕大防和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分别被贬循州和雷州。另外又有包括苏东坡学子的秦观等37名元祐人遭谴谪。


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来海口巡演话剧《苏东坡》。图为在儋州开办学堂时的苏东坡剧照。


  凶焰狂燎天下,处贬居生活却依然关注政事的苏东坡自然有所耳闻。同年3月,他就听到弟弟被贬消息,但传闻谪地是西容州,还有同遭严谴的多人,他不知其详,也隐约知道报复之火会烧到其身,恐不能在惠州安居。为核实情况,他托人急书广州太守王古:


  数日,又见自五羊(广州)来者,录得近报,舍弟复贬西容州,诸公皆有命。本州亦报近贬黜者,料皆是实也。闻之,忧恐不已,必得其详,敢乞尽以示下。不知某犹得久安此乎否?若知之,可密录示,得作打叠擘划也。忧患之来,想皆前定,犹欲早知,少免狼狈。非公风义,岂敢控告?不罪!不罪!人回,乞数字。


  也不知王古是否收到此书和回复,4月17日,针对苏东坡的诰命就颁到惠州,责授琼州(治所在今海口府城)别驾(知州的佐官),昌化军(治所在今海南儋州)安置,不得签书公事。


  惠州太守方子容认为这是个不祥的4月,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将诰命送到苏东坡手中,并讲了一件奇事:他信奉佛教的妻子沈氏,一直在家供奉泗洲大圣僧伽菩萨,一天夜里梦见僧伽来告别,说“将伴苏轼同行,后七十二日有命”。说完这个荒诞的梦,方子容苦笑着安慰苏东坡说:“算算,今天恰好是第72天,看来此事早已前定,不必烦恼怨恨,还是随遇而安的好!”


  僧伽是唐朝的高僧。史书记载称,其游历到江淮,后在泗洲建刹,屡显神异,尝现十一面观音形,人益信重,唐中宗褒其寺曰“普光王”。苏东坡从前每进淮泗,必致敬于普照王塔(今惠州泗洲塔),诗文偈说,备载集中。


  “没有什么事不是早有定命,不必待梦而知。我不算什么人物,还要麻烦高僧大德陪同,莫非真是前世有缘了!”苏东坡坦然而答,并托方子容照顾留守惠州的家属,决定只带时年27岁的小儿苏过同去海南。


  30年前父母去世,两任妻子王弗、王闰之也先后病逝,上一年陪伴他25年的侍妾朝云也已离世。掏空家产刚在惠州建成白鹤新居一个月,苏东坡本打算在那安度晚年,却又突遭变故。本是句句血泪,他却能用理性调控住情绪,并从容安排后事和启程,其心性修养功夫真是不可想象。


  东坡再贬,据传祸起他的一首诗《纵笔》,此诗描述了白发萧然在病中的他,于春风里在藤床上小睡,聆听屋后寺院钟声的情景。诗是这样写的:


  白发萧萧满霜风,


  小阁藤床寄病容。


  报道先生春睡美,


  道人轻打五更钟。


  该文是苏东坡当天突然想起贬谪惠州的经历,心中有些抑郁不平,即兴所写的一首自嘲诗。没想到诗歌的后两句传到京城,把章惇气得大骂:“苏子瞻尚尔快活!”


  朝廷上的那班政敌当然不会让苏东坡如此惬意的,他们重议其“罪过”,要痛打落水狗,既然不能杀,那就让他生不如死吧。于是,很快就决定了苏东坡贬谪海南的命运。


  据说,苏东坡被贬儋州和他字“子瞻”有关,“儋”与“瞻”同“詹”,而几乎同时被贬雷州的其弟苏辙字子由,是“雷”下之“田”和“由”相近,其他人以此类推。在批交执政议贬时,有人说刘安世“一向命好”,章惇就以笔在昭州上一点说“且去昭州,试命一巡”。这看起来有趣,也可见执意要把苏东坡等元祐人一贬再贬的权臣们真是煞费苦心,而且轻佻、跋扈和近乎把国事当儿戏的荒唐。


  有史家说,章惇通过玩文字游戏的方式来决定被贬元祐巨僚的贬所,是后人杜撰;也有人说就算苏东坡没有那首“春日梦”的诗,蓄意在胸的政敌要拔眼中钉,对待敌手的手段和结果也一样麻利和凶狠。


  当然,苏东坡当时并不知晓政敌们这种“高蹈”的把戏。他在赴海南途经藤州时写给弟弟的一首诗中写道“莫嫌琼雷隔云海,圣恩尚许遥相望”,则可看出当政者对苏氏兄弟故意折磨,诗中以幽默的口吻对此进行了辛辣的嘲讽。


旧友政敌
意欲置死地


  迫害加重,惨遭不测。当亲友们宽慰想开一些时,苏东坡对注定的事表示没什么好怨恨的,不过他也笑着说:皇帝为何不直接赐我自尽,何必把我贬到海南呢?海南岛被大海包围,当时黎、苗等少数民族人员居住较多,环境、语言、风俗等均与内地迥然不同。那时的人们普便认为:中原人去海南,十去九不还。


  史书描述了海岛中西部非常可怕的景象。《儋县志》记载:“盖地极炎热,而海风苦寒。山中多雨多雾,林木阴翳,燥湿之气不能远,蒸而为云,停而为水,莫不有毒。”还称:“风之寒者,侵入肌窍;气之浊者,吸入口鼻;水之毒者,灌于胸腹肺腑,其不死者几稀矣。”


  据说,在宦官用手掌针对苏轼兄弟俩做劈杀动作时,章惇趴在地图上给兄弟俩分别找好了“安身立命”之地,同时也很感叹:“宋高祖赵匡胤早就立过庙碑,所谓文人士大夫不可杀。我也是没办法而为之!”章惇等人慑于法威,不说要治苏东坡的死罪,却是“艺术”地安排,不只是要让他睡不好,更想让他在贬谪中慢慢死去。这一点,苏东坡应该心里很清楚,因为他早就看出章惇“可杀人”的硬心肠。


  把苏东坡贬到广东的惠州再加重贬谪海南的儋州,使其在江西与广东的界山——大庾岭以南的岭海辗转7年受尽磨难的当朝宰相章惇,本是苏东坡好友。苏东坡比其小一岁,两人曾于1057年一同参加科举考试,进士及第。章惇因族侄章衡也参加考试,还考中了状元,气愤不已,拒不受敕而回家,直到1059年再次科举,名列第一甲第五名而步入仕途。


  苏东坡和章惇早年交往密切,一度结为至交,后来随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,苏轼与章惇在新党和旧党两个不同的派别里,政见不和,也由交善走向交恶。昔日的同年挚友变为政坛仇雠,结果是章惇不顾旧情把苏东坡往死里整。惇,释义为敦厚、笃厚,而章惇一旦大权在握后,对旧友一点也不厚道,以致于被列入奸臣传。世人一提他俩,有说是君子与小人的典范,也有感喟两人的友情“前半生挚友,后半生噩梦”。


  章惇好勇斗狠,很有冒险精神。苏东坡温和谦让,总是与人为善。两人一生的命运交织在一起,单是性情上形成强烈对比的故事就不少。王安石变法之前,章惇与苏轼关系很好。一次,俩人在山寺里喝酒,忽闻报告说有老虎,二人酒后兴致高,逐一起策马去观看。在离老虎约有数十步时,马受惊不敢往前。苏东坡道:“马都这个样子了,还来干什么?”于是转头。章惇说“我自然有道理!”仍独自策马向前,等到接近老虎时,他突然取出一件铜器在石头上猛敲,老虎当即被吓跑。章惇回去对苏轼说:“你将来一定不如我!”


  《宋史》和宋人笔记《高斋漫录》中都记载了一则轶事:苏东坡任凤翔府节度判官、章惇任商州令时,两人一起担任考官后同游玩南山诸寺。到达仙游潭时,见万丈深渊上只有一横木所搭的独木桥,因为太危险,苏东坡不敢过,而章惇以绳系树探身过桥,神色一点也不紧张,用漆墨濡笔在陡峭的石壁上写下“苏轼章惇来此”。苏东坡不禁抚其背长叹:“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!”章惇大笑。


海南省歌舞团打造的原创民族舞剧《东坡海南》中的苏东坡。


  在广州作别亲友,苏东坡乘船入西江,迂道鹤山(旧属新会)经开平,准备向西南行进,继续赴琼的行程。一路上,苏东坡恐怕也懒得去想与章惇的一些恩怨纠结,他想得更多的可能是目的地——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海南。虽然是抱赴死之心,但在后来的一些诗文中,他还是期望有朝一日能北返。只是眼下,他认为凶多吉少,一路难以做到完全心安。


  宋时已有“海南”说法,在唐宋时期海南都被当作远离朝廷最理想的贬谪地。查阅《宋史》和考察唐胄正德《琼台志》所载史料可知,宋代贬谪到海南岛的各类官吏有79人,发配到当时的琼州、崖州、儋州、万安州等地。有分别在宋太宗、宋真宗、宋高宗时为相的卢多逊、丁谓、李光等宰相级人物,也有诸如翰林学士、边疆武将等不同的官阶者,除了有僧人,也有宦官和奸臣。


  虽然贬官成份复杂,官职大小不同,但都是非常悲惨。有的在海南岛生活近20年之久,有的死于海南贬所,有的被贬途中又被赐死未曾登岛,还有一些奇绝的,就是死后被认为应该罪加一等,于是又给追贬到海南的。此外,贬官本人已死,还要将其妻儿再贬海南,如赵良嗣的妻小。一些贬谪海南的官员有“量移内地”,也有不知所终的,有绝后的,也有在海岛子孙繁衍的。


  对于“乐天派”的苏东坡,突遭变故或有飞来横祸已是家常便饭,此时走在被贬谪琼的路上,不死便已是福。


东坡在海南

  苏东坡,本名苏轼(1037年1月8日—1101年8月24日),字子瞻,又字和仲,号铁冠道人、东坡居士,世称苏东坡、苏仙 。汉族,眉州眉山(今属四川省眉山市)人,祖籍河北栾城。


  苏东坡与其父苏洵、其弟苏辙、其子苏过,均为宋代卓有成就的文学家。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“全才”,其文章与唐代文豪韩愈齐名,有“韩潮苏海”的美誉,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;其诗与黄庭坚齐名,后世称“苏黄”,是宋代诗坛执牛耳者;其词与辛弃疾齐名,后世称“苏辛”,是宋代词坛豪放派领袖;其书法与黄庭坚、米芾 、蔡襄齐名,后世将“苏黄米蔡”合称宋代四大家;其画与文与可齐名,是宋代“湖州竹派”的开创人之一和主要画家。



来源:海口日报

记者:彭桐

编辑:叶瑾